除了“自由移居论”，杰斐逊在《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》中，还提出了两条激进到近乎大逆不道的论断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一条是杰斐逊对神圣亚珊帝国当代君主查理四世皇帝，对自古传承至今的“君主制”政体流露出的轻蔑态度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新大陆，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由来已久，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宗主国的抱怨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所有这些怨言当中，也包括那些主张殖民地独立的“激进派”言论，批评的焦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的错误政策，比如摊派各种苛捐杂税，比如阻止殖民者向西扩张，抢夺阿萨族人的土地，继而抨击制定这些政策的内阁官僚昏聩无能。

        由此不难看出，多数殖民者倾向于认为皇帝陛下是圣明的，都怪邪恶的大臣蒙蔽了圣听！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基于这种心态，每当殖民者自认为受到母国当局不公正的对待，往往在本地议会的支持下，撰写一份“请愿书”，设法呈交皇帝陛下，恳请仁慈贤明的皇帝陛下替殖民地臣民主持公道，撤销不公的政令，惩罚手下那些野蛮的贵族和昏庸的大臣。

        直到杰斐逊发表《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》，第一次撕下这层自欺欺人的面纱，直言不讳地指出“君主是伙同官僚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共犯”！

        杰斐逊在这本小册子里，严厉斥责帝国君主查理四世对殖民地人民的漠视，并且列出皇帝本人犯下的如下罪状

        “拒绝倾听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的请愿！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派驻军队到殖民地城市里镇压合法的抗议示威！”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